6.风筝的褶皱（伪骨科）

    外婆已经去世八年了。

    那年夏天，乡下总有些丧事上的讲究，灵堂设在老房子的堂屋里，棺材停在正中央，漆黑的木头，铜制的把手，是母亲从城里带回来的，比村里老人用的那些体面太多。棺材两边摆满了花圈和挽联，白纸黑字，写着”沉痛悼念”、”一路走好”，落款是各种她叫不上名字的亲戚。空气里弥漫着纸钱燃烧的气味，呛人，灰败，混合着廉价香烛和变质供品的味道，让人喘不上气。

    祝辞鸢跪在灵前烧纸，膝盖下面垫着一个蒲团，但还是硌得生疼，纸钱一叠一叠地往火盆里扔，火焰贪婪地舔舐着，热浪扑面而来，灰烬像黑色的雪花，飘落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挂在她的睫毛上。她的眼睛被熏得发酸，泪水流下来，分不清是烟还是别的什么，浑浊不清。外婆的遗像摆在棺材前面，黑白的，是去年在镇上照相馆拍的。照片里的外婆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表情有点僵硬。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太久，直到眼眶酸涩，泪水模糊了视线，照片上外婆的脸便融化在一片晃动的水光里。她十五岁，外婆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她从记事起就和外婆住在一起。

    关于父亲的记忆，只剩下酒精、烟草味和永远填不满的赌债，他很少回家，像个偶尔归家的鬼魂，带着满身戾气，翻箱倒柜地搜刮，身上总是带着酒气和烟味，有时候还带着伤——和人打架留下的，或者被债主打的。他回来就是要钱，外婆不给，他就翻箱倒柜地找，找到什么值钱的就拿走。外婆拦着，便是一顿污言秽语，甚至拳脚相加。那时祝辞鸢躲在房间里，捂着耳朵，像只受惊的老鼠，在黑暗中祈祷他快点消失。

    后来他真的消失了，不回来了。有人说他死了，欠了太多赌债，被人追到外地，死在了那边。也有人说他没死，只是跑了，再也不敢回来。母亲去处理后事，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户口本上他的那一页撕掉。

    她九岁那年，母亲改嫁了。嫁到城里去，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母亲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摇头，说不要，她要留下来陪外婆。母亲就去说服外婆，说”妈你跟我们一起到城里去吧，城里条件好，看病也方便”。外婆不肯，说”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折腾什么”。母亲劝了很久，外婆还是不肯。最后母亲说，那鸢鸢呢，鸢鸢跟我走吧，在城里上学，条件好一点。外婆看了她一眼，她摇了摇头。她不想走，她要陪外婆。

    六年的时间，她和外婆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老房子的三间土房、院子里的老枣树、外婆教她生火做饭的烟火气，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秋天的时候会结很多枣子，她每年都要爬上树去摘。外婆教她生火，教她做饭。

    她从来没有觉得苦，也从来没有觉得少了什么。外婆会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煮两个鸡蛋，用红纸染了，让她在脸上滚一滚，说这样一年都会平平安安。外婆会在冬天的夜里给她暖被窝，先钻进被子里躺一会儿，等被窝热了再叫她进来。外婆会在她发烧的时候整夜不睡，用湿毛巾敷她的额头，一遍一遍地换水。外婆会在院子里种丝瓜、种南瓜、种豆角，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绿色，她放学回来就能看见外婆坐在枣树下面择菜，抬头看见她，笑着说”回来啦，饿不饿”。

    那些日子像是昨天的事，又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后来外婆病了，心脏不好，住了两次院，花了很多钱。母亲从城里赶回来，在医院陪了很久。继父说要把外婆接到城里去，那边医疗条件好，可以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但外婆不愿意。

    外婆死活不肯去城里。她说她在这土房子里住了一辈子，根扎得深，死也要死在这儿。她嫌城里的医院有一股子阴森森的白醋味，床太软，躺上去没个着力点，像踩在云端里让人心里发虚；饭太淡，舌头尝不出活气；医生说话叽里咕噜，像是在念些催命的经。她在医院里只待了几天就闹着要走，枯瘦的手死死抓着被角，说躺在这里浑身发霉，回家见见太阳，精神兴许还能好一些。

    母亲拗不过，只好随了她。回了家，外婆确实显出几分回光返照的利落。她每天坐在那棵枣树影子里，颤巍巍地择菜，眯着眼晒太阳，跟路过的邻居念叨些陈年旧事。母亲陪了一个月，见她气色一天天透出点红晕，医生也说暂时稳住了，这才收拾行李回了城。

    那天早上的阳光清亮得透明。辞鸢出门的时候，外婆正坐在院子里择一箩筐干瘪的豆角，抬头冲她笑，漏风的嘴里吐出最温热的嘱咐：“鸢鸢，早点回来，中午给你做你喜欢的菜。”

    “好。”她应了一声，蹬上自行车。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外婆动。

    她去镇上买文具，来回要一个多钟头。她在文具店里磨蹭了很久，那是种无知无觉的、卑微的快乐——她仔细地挑了一支深绿色的钢笔，笔尖在纸上划出涩涩的声响；挑了几个封皮干净的本子，还有一块印着小花的橡皮。回去的路上，日光渐渐毒了，她路过一个瓜摊，还停下来看了一会儿那被剖开的西瓜，瓤是鲜红的，透着一股子甜腻的凉气。

    祝辞鸢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她被那剖开的西瓜——那鲜红淋漓、在烈日下仿佛冒着腥甜热气的瓜瓤——夺去心神的刹那，外婆无声无息地倒在了自家的院子里。那只枯瘦的手松开了，一箩筐干瘪的豆角像受惊的虫群一样泼洒在guntang的泥地上，发出细碎而荒谬的声响，却没有哪怕一个人听见。

    她不知道，当邻居终于发现那个蜷缩在树影里的身影时，外婆已经停止了呼吸。那双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柔地注视过她的眼睛，此刻正浑浊地、空洞地对着刺眼的天空，瞳孔里映着那棵依旧葱茏的枣树，却再也映不出任何活人的影子。

    当她哼着不成调的曲子，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穿过热浪；当她怀里揣着那支深绿色的新钢笔，隔着薄薄的衣料感受着它坚硬冰凉的触感，满心欢喜地幻想着午饭那盘糖醋排骨酸甜的滋味时——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那具曾经无数次在冬夜里温暖过她的身体，正在正午毒辣的阳光下，一点一点地流失掉最后也是仅有的一丝余温，变得像深井里的水一样冰凉，像那块她挑剩的橡皮一样僵硬。

    回到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那些被泥土和草屑磨损的布鞋在院子里无声地挪动。有人拦住她，手掌厚实而冰冷，说：”鸢鸢，别进去了。”

    她推开那些层层叠叠的阻拦，闯进屋去。外婆躺在旧木板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掩盖着下面僵硬的身体。祝辞鸢站在床边，脑子里像是被泼了一灯盏的桐油，烧得焦黑一片。她想伸手去掀开那块布，想再看一眼那张皱巴巴的脸。可她的手指僵在半空，微微发颤——她怕看到的不是外婆平时的慈祥，而是一张扭曲的、痛苦的、陌生的脸。她怕那副狰狞的表情会像一道刻痕，生生凿进她的记忆里，让她这辈子都没法再想起那些饭菜的香味。

    她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腿部肌rou发麻，久到有人叹着气把她强行拉开。她终究没见到外婆最后一面。外婆走的时候，她在镇上挑文具。母亲得知消息的时候，离她回城还不到一周。

    如果那天她没有去镇上。如果她早一点回来。如果她能在外婆身边。外婆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孤单。是不是她出门了，外婆才觉得这屋子空了，才放心地走了？是不是……她害死了外婆。如果……无数个“如果”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

    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外婆是突发心梗，和她去不去镇上没有关系。但她还是忍不住这样想，把这笔血债一字一顿地刻在自己的脊梁骨上。而真正让她感到毛骨悚然、让她此后每每回想都想干呕的，是她内心深处那个卑劣的小角落——在那里，她竟然在那一刻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

    她被这种庆幸吓得魂飞魄散。

    她怎么可以松一口气？那是外婆，那是疼了她十五年的外婆。她怎么能在外婆孤独死去的时候，逃避了视觉的冲击而感到一丝轻松？她恨自己。恨自己出门，恨自己在文具店里磨蹭，恨自己没能陪在外婆身边，恨自己心里那一点卑劣的庆幸。

    这份恨意像是一层洗不掉的灰，覆在她的余生里，而那种庆幸像毒蛇一样咬住了她的良心，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所以每当她站在黎栗那栋干净、体面、有着大理石地板的别墅里，每当她看到黎栗那双修剪得完美、从未沾过泥土的手，那种自卑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不仅是个外人，还是个揣着新钢笔、在瓜摊前磨蹭过的罪人。

    她跪在灵前烧纸，不知道跪了多久，膝盖已经麻了，腿也跪不住了，但她不想站起来。她不知道站起来之后该做什么，不知道离开这个灵堂之后该去哪里，不知道没有外婆的日子该怎么过。

    身后是母亲压抑的哭声。

    母亲跪在她旁边，也在烧纸，眼睛红肿着，泪水一道一道地流下来，止都止不住。母亲哭得凶，肩膀一抽一抽的，嘴里喃喃地喊着”妈”，声音沙哑，听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鸟。继父站在母亲身后，手搭在母亲肩上，轻轻拍着，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得体的悲伤。

    她看着母亲哭，没有哭，她的眼泪在昨天晚上就流完了，现在只剩下一种空荡荡的疲惫，像是身体里有一个地方被挖空了，填不上。她看着母亲的肩膀一抽一抽的，看着泪水从母亲的下巴滴落，落在纸钱上，把那张黄色的纸洇湿一块。母亲哭得那么凶，像要把这几年没哭的份都补回来。而她跪在旁边，烧着纸，眼睛干涩得发疼。

    母亲是真的伤心，外婆是母亲的mama，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像外婆也是她最亲的人一样。外婆生病的时候母亲赶回来陪了一个月，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喂饭喂药，晚上就睡在病床旁边的折叠床上。母亲劝外婆去城里，外婆不肯，母亲急得哭，外婆也哭，最后还是依了外婆。

    母亲是爱外婆的，但母亲离开了。母亲刚走不到一周，外婆就走了。母亲不在的那五年，是她陪着外婆的。是她在冬天的夜里给外婆掖被角，是她在外婆生病的时候喂她吃药，是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后来她才知道，母亲比她更自责。母亲觉得是自己走得太早了，如果再多陪几天，也许就能在外婆身边。母亲的愧疚比她更深，更重，压了这么多年，后来这种愧疚把她压垮了，也让祝辞鸢染上。

    其实，之后的无数个夜晚，当祝辞鸢想起葬礼的时候，她能理解母亲，她和母亲一样：她没有资格责怪母亲。母亲有自己的难处，母亲改嫁是为了生活，母亲每个月寄钱回来、生病了赶回来陪床，已经是尽力了。她不怪母亲，她只是——她只是觉得自己和母亲之间隔着什么东西，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都在。

    有人在她耳边说让她出去透透气。

    她站起来，腿软了一下，差点摔倒。一只手扶住了她的胳膊，是继父。继父的手大，力气也大，稳稳地托着她，让她站直。她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脸她还不太熟悉，只记得是一张方方正正的脸，眉毛浓，看起来严肃，但眼神温和。

    “去外面坐一会儿。”他说，声音低沉。

    她点了点头，慢慢往外走。

    灵堂外面是院子，阳光烈，晒得地面发烫，知了在树上叫得震天响。她站在屋檐的阴影下，眯着眼睛看外面的光，觉得那光刺眼得很，刺得她眼睛发疼。热浪一阵一阵地涌过来，裹着尘土和青草的气息，还有远处稻田里飘来的水汽。院子里的枣树长得高了，树冠遮天蔽日，下面一片阴凉。她小时候经常在那棵树下玩，爬上去摘树叶，在树荫下睡午觉，听外婆坐在旁边摇蒲扇讲故事。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看着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下一片一片的光斑。有人在那片光斑里走动，村里的亲戚，帮忙cao持丧事的，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还有几个她不认识的人，穿着城里人的衣服，和周围格格不入，大概是继父那边的人。

    然后祝辞鸢看见院子角落里站着一个人。

    那个男生穿着黑色的衣服，衬衫扎进裤子里，袖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他比周围的人都高，站在老槐树下面，微微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走动，就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像一根柱子，安静得几乎让人注意不到。但她注意到了。也许是他太安静了。也许是他和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也许是——她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听到什么声音，抬起头，目光扫过院子，落在她脸上。

    那是她第一次看清他的脸。十九岁的男生，眉眼已经长开了，眉骨和鼻梁撑出一道阴影，皮肤的颜色和周围那些晒得黝黑的乡下人完全不一样。他的头发有点长，额前有几缕垂下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她的眼睛还是红的，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衣服皱巴巴的，头发也乱了，身上沾着纸灰和烟火气。她清楚自己看起来狼狈极了，像是从灰烬里爬出来的什么东西。但她没有躲开他的目光。她不知道他是谁，也不在乎他是谁。

    外婆刚刚去世，她的世界刚刚塌了一半，一个陌生人的目光算什么呢？

    他们就这样对视着，隔着一整个院子的距离，隔着阳光和树影，隔着知了没完没了的叫声。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钟，也许更长。最后是他先移开了视线。他低下头，看着地面，像是在给她留一点空间。

    她也转开目光，扶着门框站着，继续看那棵枣树。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像是有人在轻轻说话。外婆说过，树叶响的时候就是老祖宗在说话，让她不要害怕。

    后来母亲出来找她。母亲的眼睛还是红的，但已经不哭了，脸上重新挂上了一层平静。母亲拉着她的手往里走，手心潮热，有一点颤抖，但用的劲很大，像是怕她跑掉似的。

    “该给你外婆磕头了。”母亲说。

    她点了点头，跟着母亲往回走。走到院子中央的时候，她看见那个男生也跟了过来，走在继父身边，继父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点了点头，然后抬起眼睛，又看了她一眼。

    “这是黎栗，”母亲注意到她的目光，停下脚步，对她说，”你继父的儿子。比你大四岁，以后——”母亲顿了一下，声音有些犹豫，那个停顿里塞满了成年人重组家庭时的尴尬与讨好，“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这个词从母亲嘴里吐出来，带着一种虚浮的塑料感，像是一个硬塞进她手里的、并不属于她的昂贵摆件。祝辞鸢看着那个叫黎栗的男生。他站在正午暴烈的阳光下，却像是自带了一层隔绝尘埃的屏障。他太干净了，那种干净在满院狼藉的丧礼上显得近乎刺眼，甚至带有一种不知人间疾苦的残酷，白衬衫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皮鞋擦得锃亮，反射着冷光，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嘲弄着周围的纸灰、泥土和汗水。

    他走近了几步，在她面前站定。他比她高出很多，她要仰起头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是一种褐色，看着她的时候认真，专注，好像要把她看穿。

    “小鸢。”他开口了。

    她愣了一下。她和黎栗才刚认识，连话都没说过一句，他就这样叫她。“小鸢”，这种昵称像是叫了很多年一样，熟稔的，自然的。她不喜欢这个称呼。不喜欢一个陌生人用这种语气叫她。

    “节哀。”他说。

    只有这两个字，不多不少，不冷漠，也不热络，说完了就说完了，不需要她回应什么。她没有说话。她应该说谢谢。或者点点头。或者叫他一声”哥哥”——母亲希望她这样叫，继父大概也希望。但她什么都没说，那些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他没有等她回答，也没有露出任何不悦的表情。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退后一步，让出路来。母亲拉着她继续往灵堂走。她跟着走，没有回头，但她清楚他还站在那里。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黎栗。在外婆的葬礼上。她十五岁，他十九岁。她穿着皱巴巴的黑衣服，脸上有泪痕，头发沾着纸灰，眼睛红肿，而他穿着熨烫整齐的衬衫，干干净净，站在阳光下面。

    他们之间的距离从那一刻就注定被所有外界的那把尺子丈量得清清楚楚。那条线是命运替他们划的。他是那边的人，她是这边的人，中间隔着五年的分别，隔着一整个城市的距离，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碰巧在同一场葬礼上相遇，碰巧被同一个称呼捆在一起，但那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是一家人。

    至少祝辞鸢是这么觉得的。